她是集当时国内产学研各界尖端力量，耗时八年历经五轮实验诞下的结晶；
她是现今国内九成以上小麦收割机的技术源头；
她一统小麦收割机市场长达二十年之久，直到今天仍站在历史舞台的正中央；
她见证了“三夏”跨区机收“南征北战”的全过程，在实现小麦收获机械化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她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模仿，而她的历史地位，却从未被超越。
她就是新疆-2，一款划时代的产品，我国收获机械史上无可争议的王牌机型，同时也是我们从往事中搜寻被尘封的“三夏”记忆时，无法绕开的一个符号，一座道标。
她的成功，是一场机缘巧合？还是一个时代的必然选择？这种成功模式又能否被复制，用以指导行业当下的技术创新？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2诞生的源头说起。
谁的选择？
7月6日，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工业开发区，当时就职于中国收获机械总公司、现任勇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党延德，在谈起自己与新疆-2的那段长达二十多年的缘分时，眼睛里依然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联合收割机发展的起始阶段。当时的五大联合收割机厂——北京、四平、佳木斯、开封、新疆，各有千秋，技术源头也不尽相同。像北京联合收割机厂的‘北京’机型，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的1065、1035，四平‘东风'1514、1512等，在当时都小有名气，技术性能和产品稳定性上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用户中的反响也不错。”
党延德说，当时，业内没有一个人认为将来会有一个机型“跳”出来，一统“江湖”。
不过随着国家的第二次土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这些机器普遍暴露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太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每个农民手上分到的地少则只有七八分，多也不过一亩多一点，而且由于分地要本着公平原则，原来的土地被碎片化了。”党延德说，“当时市场上急需一款机型，能够更加适应小地块作业。”
此时，时任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收获机械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名誉会长的高元恩寻得了一条出路。从此，他的名字便也和新疆-2乃至整个中国收获机械的历史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上世纪70年代末，原机械工业部斥资800万美元组织引进国外收获机械技术，当时前来竞标的有约翰迪尔、麦赛福格森和克拉斯三个企业。”高元恩回忆说，“我们认为克拉斯的技术当时最适合中国国情，因为和中国一样，德国的水稻也是高产、含水量高的品种。然而由于资金实力、产品价格等方面因素，最终这个项目还是被约翰迪尔竞得了。”
当时，竞标失败的克拉斯公司董事会主席Helmut Claas并不甘心。在从德国申请到了一笔发展基金后，Helmut Claas找到高元恩，希望能够和中国合作开发一款水稻收获机械。
“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农机院牵头，我国已经完成了诸如割台、标准件和脱粒清选装置等关键部件的基础性研究，同时，也成功研制出了数种较为成熟的牵引式收获机械，比如新疆联合收割机厂的新疆-2.5，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的丰收-3.0等。农机行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制造基础，因而，同克拉斯联合开发的这个水稻收获机很快就搞了出来，性能也不错，但问题是价格太高，要卖到20多万元。”高元恩回忆说，“按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笔小钱。”
于是，高元恩提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市场需求，同克拉斯再共同研究一种设计相对简单、价格也更加低廉的小麦联合收割机产品，即他脑中新疆-2的雏形。然而，这个提议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克拉斯公司不愿自降身价，去做一款低端产品。
高元恩没有放弃。他坚持认为，当时的中国市场急需一款性价比高、作业适用范围广、而且“身板儿”较为轻巧灵活的收割机。他于是转头去找时任新疆联合收割机厂厂长的孙广乙，二人一拍即合，立刻着手制定具体方案，确定了这款机型的几个技术细节，并将其命名为新疆-2。
“新疆-2的主要技术特点集中在脱粒、清选、割台、底盘等几个方面。尤其在脱粒装置上，我们大胆采用切流加轴流结合的双滚筒脱粒方式，在缩减了机身的同时，大大增加了机具的适用范围，确保在潮湿、高密度的情况下也能保持良好的稳定性。清选装置上，我们参考国际技术，采用两层的阶梯筛，提升了清选效果。”高元恩说，“新疆-2在设计之初便目标明确——一定要具备强大的脱粒、清选能力，也就是要具备强大的作业适应性。”
从1986年开始立项，至1993年正式批量面市，其间，新疆-2又经历了长达8年的“磨剑”过程和整整5轮的工艺改进、可靠性验收考核。面市后，由于该机作业效率适中、结构简单、性价比高、稳定性强，广泛适用于各种作业条件，迅速被市场认可和接受。
“新疆-2的成功，源于定位准确，顺应了市场，适应了国情。”高元恩说，新疆-2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是当时的市场和国情的选择，是农机使用者的选择。拥有今天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机皇”的美名，新疆-2，并不偶然。
不可复制的成功
在中国收获机械史上，新疆-2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1993年，新疆-2首次上市，当年的销量是100台。然后是400台、1200台、3000台、8000台，每年都在以成倍的速率增长。然后到了1998年前后，新疆-2和新疆联合收割机厂（其间与中国农牧业机械总公司重组为中国收获机械总公司，即中收）一起迎来了巅峰期，连续三年产销量过万台，中收也一度在全国拥有平度、寿光、静海、藁城等13个分厂，如日中天。”2000年底来到中收的党延德并未亲历这段辉煌，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他所在的工厂就向新疆联合收割机厂及中收公司供应配套产品，他见证了这段不凡历史。“当时的产品利润率甚至达到了10%，而当时农机行业的整体利润率只有1%—2%而已。”
后来，中收因种种原因难复往日辉煌，但新疆-2的传奇却并未停止书写。
上世纪90年代末，北汽福田掌门人王金玉看到收获机械行业的机遇，开始大举介入农机行业。21世纪初，福田雷沃重工在稳定提升新疆-2机型性能的同时，开始从产品的外观、操作舒适度以及品牌宣传上大做文章，“麦客”“谷神”等名字变得家喻户晓。福田雷沃重工以一匹黑马的姿态迅速介入中国收获机械行业，并成功登顶，新疆-2的辉煌也随着福田雷沃重工小麦收获机市场占有率超过70%得以再度延续了十年之久。
如今，中国市面上的小麦收获机，九成都脱胎于新疆-2。这款产品凭借其惊人的适应性和性价比，统治了中国小麦收获机械市场长达二十年。时任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司长的王智才曾经评价，新疆-2是一款划时代的产品。高元恩则表示，若说新疆-2这款机器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小麦收获机械化，这个评价亦不为过。
“可以说，新疆-2是我国跨区机收’南征北战‘的装备基础。”高元恩说，“新疆-2这款机器稳定性高，白天晚上都能作业，无论小麦是干燥还是潮湿都能保证不错的作业质量，体积小、转弯半径小，能够适应小田块的作业需求，能在小麦完熟前及时收获，这些都是小麦跨区机收的硬性指标。”
然而，新疆-2这个农业装备史上的传奇，却再难如法炮制。
“首先，新疆-2研发周期很长，研发的客观大环境也很好。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农机科研在荒废多年后开始复兴。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中国农机院牵头，各生产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在一起进行了很多农机部件的基础性研究，各单位积极性都很高涨。”高元恩说，当时搞科研，产学研推几乎实现了完美对接。“由于都有明显短板，靠单一力量谁也无法完成研发，于是，各单位在合作开发和成果共享上进行得非常顺畅，农机行业的基础性、共性技术积累也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如今，各企业之间竞争日趋激烈，成果共享却因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变得难以实现，基础性研究匮乏，企业作为研发主体实力不足且注重短期效益，真正在行业中具备革命性的研发和技改已十分鲜见。
即便能够在科研和技改上实现突破，要达到新疆-2的成就，仍需要更多客观条件。
新疆-2诞生于我国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两件历史大事的交接点上，可以说完美地嵌入了时代背景。“新疆-2在刚开始下地实验时，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老百姓很难接受。”高元恩说，“当时，机具作业后，老百姓都会趴在地上吹，看看有没有掉粮。那时候人力成本极低，只要机具掉粮，农民就会立刻把机器从地里赶出去。后来，人越来越贵，和高企的人力成本相比，2%—3%的粮食损失率根本不算什么，农民都会算这笔账。”
就像15世纪末期的哥伦布、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新疆-2足以被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标识其所处的那个时代。而这种成功，也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时代选择。
然而，我们真的就无法从中学到什么了吗？
我们能借鉴什么？
新疆-2这款机型从诞生之初就一直被模仿，却从未真正被超越。
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新疆-2的成功，但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000年前后，中收公司曾试图研制一种更小型化的机型取代新疆-2。当时，这个设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但因过度急于求成，研发周期太短，市场调研不足，最终还是遭遇了滑铁卢。
而即便到了今天，小麦收获机也并未在新疆-2机型上实现任何实质性突破。近年来较火的3公斤、5公斤机型，只做到了在新疆-2的基础上的“缝缝补补”，并未实现脱胎换骨。
“收获机械市场发展到今日，已经出现了新的需求，产品更新换代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高元恩说，“政策层面上，国家已经开始倡导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即规模化经营、职业化生产，土地流转正在进行，土地集中度在提高；同时，国家日益重视畜牧业发展，这要求增加对小麦秸秆的使用效率，前提就是机收后的小麦秸秆要便于收集。这些，其实都是新疆-2的短板。”
高元恩表示，新疆-2是时代的产物，并非没有缺点，其最大的短板就是收获时会将秸秆打得过碎而无法收集利用。同时，该机输出功率较大，也不够低碳环保。这就要求市场推出新疆-2的替代机型，给用户以更多选择。“比如适当增大喂入量，对脱粒和清选装置进行重新设计等等，这些都不是通过微调可以实现的，需要重新研发新的机型，重新进行实验验证。”
虽然新疆-2的成功案例难再被复制，但其研发模式和研发经验，却足以成为今后农机科研参照和借鉴的蓝本。在高元恩眼中，新疆-2的研发过程，是有史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在产品研发上最为成功的一个样本。
“一般来说，国际上一款产品实现换代的周期大概是5—10年。新疆-2从立项到研发经历了8年时间，但如果算上前期的技术积累和投放市场后的改进升级，这个研发周期要远远长于8年。”高元恩说，“不过，今后农机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要不了这么长，因为新疆-2研发时，行业内甚至连标准件都没有，几乎每个零部件都是从零开始研究的。”
如今，农机行业在工业基础和研发能力上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产品研发也无需再回到原点。同时，企业作为研发创新主体的提法愈发明确，客观上也优化了农机行业的研发环境。
因而，新疆-2真正能够带给农机行业的经验，并不是她集中各部门力量、高投入、长周期的研发模式，而是其设计的理念和思路，即国情和市场导向。
“根据当前农业发展的形势和需求，研发市场需要的产品，这听起来简单，却是很高的要求，需要对农业发展形势和市场走势有准确的把握和判断。”高元恩说，“新疆-2开发之初，我们并未预计到她会如此成功。但我们一开始就是要研发市场需要的产品，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基于此做出的判断也是准确的。”
同时，新疆-2的成功，也在于其在研发初期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共性试验研究，为新产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高元恩说，企业要想具备真正的研发能力，就要拥有发展的眼光，具备长远的战略性思维，而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
也许，这才是“机皇”新疆-2这一成功范例能够提供给中国农机行业的真正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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