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底，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辞去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的职位。他称，其辞职的原因之一是对颇富争议的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的入选表示抗议。

　　新一轮“生物人类学”争议

　　萨林斯与查冈“结怨已久”。早在1976年美国人类学协会会议上，查冈组织的“人类社会生物学”（human socio-biology）讨论组中，萨林斯就曾极力谴责这一新的学科。随后萨林斯发表了著名的小册子《生物学的使用与滥用》（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将社会生物学家描绘为伪科学的推崇者，认为他们的言论仅是为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欢心。他在册子里写道：“据我所知，我们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认为自己由野蛮而来，而不是以神为祖先的社会。”

　　查冈对委内瑞拉雅诺马马印第安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被很多学者指责为违背了“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基本原则。查冈非法侵入雅诺马马人中收集族谱、血液和尿液样本，被谴责为不道德。很多研究雅诺马马的人类学家认为，查冈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操控性，干扰了研究对象。

　　今年2月，查冈的回忆录《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的出版再次引发了学界争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对此书做出尖刻评论。紧接着，萨林斯因认为查冈的当选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重大的智力和道德失误”，而辞去了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的职位。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存在割裂

　　不难看出，在这场纷争中，主角是科学本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要建立一个旨在解释整个人类的、统一的科学的努力备受挫折。

　　英国东伦敦大学进化人类学高级讲师卡米拉·鲍尔（Camilla Power）称，萨林斯目前最大的敌人不是查冈，而是承认“自私基因”的存在的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主义，顺应时代，为资本主义学说提供人类起源的解释，却留下了一个问题：既然人类本质都是自私的，那么为何人类都有着普遍的亲社会情感？

　　现在人类学家的大量研究多倾向于去证明早期类人猿的亲属关系、文化象征等，而査冈则观察到它们的凶残一面。鲍尔表示，文化人类学家可能认为人类的合作性是很显然的事实，不需要证明。同类自相残杀的行为在与人类相近的物种中普遍存在，但却没有任何一种灵长类动物能达到人类的利他主义水平。

　　文化人类学学者站在萨林斯一边，达尔文主义者则支持查冈。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人类学中相遇又互不融通时，往往会造成灾难性冲突。鲍尔表示，应当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个争论。

　　学者反思人类学家的责任

　　威廉与玛丽学院人类学教授芭芭拉·金（Barbara J. King）表示，作为一个生物人类学家，她认为这一争执不仅是两个学者之间的个人恩怨，更是对科学家所应负有的责任的讨论，以及对生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在理解人类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程度的思考。

　　查冈的核心结论其实是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在他看来，雅诺马马印第安人长期的战争和杀人等暴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生物意义上的根深蒂固的行为。而以这种遗传学为首要因素解释人类行为的方式，被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是不准确的。

　　对此，査冈也曾回应称，萨林斯是“反科学”，不愿意看到科学揭示出的人类行为模式的可能结论。在这一点上，他不乏支持者。但反对的声音也十分坚定，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斯（Jonathan Marks）指责査冈是“一个不称职的人类学家”。马克斯认为，査冈只是观察到了雅诺马马人的一些凶悍行为，并没能证明他们的凶悍是源自天生，査冈太过轻率地将暴力行为与生物学联系了起来。

　　金表示，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她深知人类学研究领域是非常细致的，而不是在于将非西方人民的行为描绘成深深根植于进化生物学甚至倒退到原始的过去。“我们人类比任何其他动物对生命和生活的体验都更加丰富，世界各地人类生息繁衍，经过无数世代，是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生物等变量的混合组合。”她认为萨林斯的抗议辞职是坚守原则、值得敬佩的勇敢行为。她还建议人类学的后辈学者们对人类学各类著作进行更广泛的阅读，以避免不恰当的科学还原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