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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1月2日,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报告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未来5年,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未来5年,农业成为体面的职业
未来5年,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人才保障新标准。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理论框架到理论体系的思想形成过程:“大农业”思想到“三农”思想。
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改革—创新
1、基于国情发展 | 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各国在进行乡村规划和建设时普遍从当地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制度环境、人文历史和发展机遇等方面加以考虑。美国和英国以立法为主,采取温和式渐进方式,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韩国力求政府主导的形式,采取激进发展方式,促进乡村整体发展。尽管各国发展道路略有不同,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发挥政府扶持功能,改善农民生产条件目标一致。 |
2、准确定位主体 | 从各国乡村发展实践看,明确了政府与乡村内部职能界限,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密切协作,共同促进农村繁荣,同时,明确了农民为乡村建设主体,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各种措施,发挥农民积极性,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
3、注重完善基础设施 | 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完善基础设施,乡村社区普遍建有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教堂、运动场以及商业区,还建有运动场,供居民休闲锻炼,社区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保证“老人有去处,小孩有地方玩,闲人有书看”。 |
4、注重发展乡村旅游业 | 英国等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发展乡村旅游业,在乡村规划与建设中,注重对自然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利用生态文化优势,培育生态经济理念,变生态资源为生态效益,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把乡村打造成都市“后花园”,将农业打造成旅游农业,农田改造为景观农业,农产品升级为旅游纪念品,以生态项目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其收入。同时还十分注意生态保护和保持自然的原真性,规划建设若干生态保护区,加强对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 |
5、良好的制度保障体系 | 三国乡村规划与建设得到较好实施,与各国良好的政策制度支撑有密切关系,各国政府积极倡导,在政策、资金、制度等各方面提供大力支持。 |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同时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规划重点探索农业内部融合、产业链延伸融合、功能拓展融合、新技术渗透融合、产城融合、多业态融合等多种类型的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模式,以此来实现产业兴旺发展的目标。
适应乡村治理对象从原来封闭、静止、单一的乡村一元主体转向城乡互动的开放、动态、多元的混合主体的变化,规划需要重点探索建立三维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维护城乡居民在乡村共生、和谐相处的社会治理体系;
二是维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农户承包经营权者和非村籍土地实际经营者共生并存的权益维护制度体系;
三是维护城乡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享的利益调节体系。
要适应不同地区的地理、生态、人口、民族、民俗特征,构建起地域特征鲜明、民俗文化优秀、生态文明独特的乡村文化体系。规划需要重点探索建立两种文化体系:
一是优秀民俗文化体系。需要从民族特征、民族衣食住行、民族建筑、民族风俗传统中,挖掘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构建起独具特色的风貌建筑体系、民间文化活动活动体系,放大特色衣食文化、出行文化体系。
二是结合地域独特地理风貌和乡村产业发展,修复生态失衡点,构建适合地域气候、水纹、地貌的生态文明体系。
一是规避战略问题战术化倾向,加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如果不重视全局性、关键性、方向性的战略谋划及其影响,只重视特定行动的战术安排,甚至仓促行动,就很容易出现方向性失误,出现“效率越高,问题越大、越容易错失机遇”的情况。
二是规避发展目标理想化倾向,积极稳健地推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扎实有序;既要有适度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又不宜吊高胃口,抑或开“空头支票”。
三是规避振兴方式单一化和“一刀切”倾向,着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多样化、特色化振兴。乡村振兴方式单一化,较为突出的表现是,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简单等同于推进村庄建设的过程,导致乡村振兴的过程难以有效体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乡村振兴不等于地域空间意义上的所有乡、所有村“一刀切”地振兴。应该看到,部分村庄的萎缩或消亡,可以为另一部分村庄更好、更可持续地振兴创造条件。
四是规避政策支持“盆景化”倾向,使广大农民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所谓政策支持“盆景化”,即政策支持普惠不足、特惠有余且强度过大,通过短期高强度的政策支持和公共资源配置,人为营造政策“高地”,导致支持对象对政府投入过度依赖甚至丧失自我发展的能力,相关试点示范亦缺乏复制和推广价值。
五是规避“三农”配角化倾向,要有效辨识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参与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农民的增收致富,离不开农民的全面发展。有些经营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时,代替“三农”而非依靠“三农”,很可能导致农民由乡村振兴的“主角”变成“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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