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象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过程被称为城镇化过程。一般城镇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
城镇化不过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转化为非农业劳动人员，他们集中到一起居住，形成城镇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显现出过剩，为农业劳动人员从农业中游离出来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从农业劳动中游离出来的人能够找到什么样的非农业的劳动方式，让这些游离出来的人有事可做。
两个套件缺一不可，不是单纯的一个条件就能实现城镇化的。
从第一个条件来看，从农业劳动中游离出来劳动的生产利早就具备了，一个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可以养活出农业劳动人员之外，还可以养活一些其他的非农业人员的生产力水平在中国的古代就已经很高了，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就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只是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作为吸收游离农业劳动的行业不具备(这与重农轻商有一定的关系)，而很少现实的出现城镇化的提升。但这不是绝对的，当重农轻商有所松动，非农业劳动不被当成非“正统”的时候，伴以相应的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优势，城镇化的过程就会到来。
“宋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城”而来。国家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在首都筑造都城，作为一国之政治中心;在各地的要塞筑造县城，作为区域的政治中心。再运用行政系统的动员力量吸纳物资与人口，最后形成商业繁荣的城市。不管是都城，还是县城，都一定会有城墙，城墙既是军事与政治意义上的防御工事，又是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城乡隔离线。这样的城市，通常也是封闭的。
城作为政治中心，可以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却不可没有发达的国家行政系统。事实上，都城就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而县城则是县衙的驻地，城的中轴通常就是官衙所在——象征着权力乃是这类城市运转的中心。城内的工商业分布与居民日常生活，也必须服从于权力的统一规划，一切井然有序。比如宋代之前，城内的“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截然分开，商业交易严格按照官方规定的时间段进行，‘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入夜则实行宵禁。
到了宋代，坊市制才完全瓦解，城市繁华而嘈杂，临街皆是商铺，商贩云集，酒楼歌馆遍设，瓦肆勾栏等娱乐业兴起，商业广告满街。在商业力量的冲击下，宵禁的惯例也被突破了，出现了热闹的夜市。北宋时，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南宋时，“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城墙虽在，但城墙之外，随着城市商业的辐射，已自发兴起人烟稠密的附郭市镇，跟城内连成一片，如汴梁城外有‘十二市之环城，嚣成朝夕’;临安‘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个小州郡，足见行都繁胜’。不仅都城如此，部分商业发达、生齿日繁的县城也突破了城墙的包围，而向外拓展。
换言之，尽管汴梁与临安作为两宋都城，其繁荣很大程度上还是有赖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经济本身的力量也已经显示了出来，塑造了城市的发展与市民的生活。同时，虽然宋代的城市发展仍然是以‘城’主，但另外一类意义深远的城市化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了——那就是大量市镇的出现。
市：经济驱动
市，指市场、集市，旧时又称‘草市’、‘墟市’，随着商民聚居、货物流通，集市的规模逐渐扩大，慢慢就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集散中心。镇，原来指军事驻地，但宋代时镇已完全摆脱了军事据点的色彩，而是指未设县建制的区域性商业中心，‘民聚而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市镇在宋代表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市镇的崛起，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创了另一种渊源。我认为今日中国正在拉开大幕的‘城镇化’建设，完全可以从宋代以来的‘市镇化’历史中寻找经验。
与由‘城’而成的城市完全不同，市镇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因工商业活动本身的力量而使‘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并不依赖行政动员力，不需要官方统一规划，当然也不具备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但这并不会妨碍市镇的繁华。”
“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造成这样搞的城镇化的原因就在于宋朝时期技术的先进，优于同时期的其他民族。“同样是宋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⑶“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如此先进的宋朝兴起城镇化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力造就具备了从中游离出非农业人员的能力，只是一直以来找不到方向安排这些富裕的人员。这个方向被宋朝找到了，城镇化在宋朝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翻开中外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城镇化率较高的时期，正是它的经济最活跃的时期，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还有十九世纪以后的美国，到二战之后的日本。
中国城镇化的高峰是近些年来形成的。
“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不到18%，是建国之后的一个谷底。1979年城镇化率回升到18.96%,应该主要是知识青年大批回城带动的，但城市化的绝对水平，也就比20年前的1959年略高了一点点。自此之后，城镇化加速之势开始形成，1979-1995年间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1995年以后每年提升1.3个百分点到1.5个百分点，直至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越过了总人口的51%。”
刚刚结束大清王朝统治的时候，国人的生产没有什么是可以引以为傲的，上个世纪初，国内的丝绸、陶瓷和茶叶已经不再在国际上领先了，那时的一些志士仁人从最简单的做起，赶超国际水平，从毛巾的国产化到纺织行业，再到盐碱行业，每渐进一步都是那么艰难。
由于没有自己过得硬的产业的支撑，中国就成了国外先进过产品的倾销地，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化不过是金融文化、政治的中心，如上海、北京。
中国的支柱产业的发展在49年以前没有安定的环境，顾不能得到较快的发展，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城市化。受到历史的限制，到了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7%。这是技术水平限制和连年的战乱导致的。
从49年到78年，中国的城市化始终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直到197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18%。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的国策还是古代“重农抑商”的延续，受到这样的思维的影响，把人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被当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并以中国为农业国而自豪。
改开之前，不是农业的剩余劳动力的游离，而是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被农村吸收，其运动是相反的，城市的发展连出生在城市的子弟都安排不下，还要用“上山下乡”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如此怎么会使城市得到发展?那时的城市化进程慢是必然的。
进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随着改革的进行，吃饱饭已经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需要了，于是人们的需要开始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随着人们的需要层次的提高，这些新禅城的需要就刺激着相应的产品的生产，经济也开始活跃起来，城市化开始了。
首先城市吸收的是过去的“知识青年”，他们都纷纷回城了;接着城市吸收的是进城打工者。城市在不断的吸收农村多余的剩余劳动的同时，城市的规模必然扩大了，城镇化进程必然加快了。
需要指出的是，三中全会之后解除了束缚人思想的紧箍咒，让人们可以比以前大胆的追求幸福，而不是限定一种生活方式是好的，其它都是不允许的，对于城市的发展起到了退亲的作用。
城市的城镇化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的发展是会变化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是要受到一定的瓶颈效应的制约的。
现代的农业的发展，已经可以做到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养活几十个人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不妨拿美国数据来说明。
“农业机械化对美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对其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1900年，美国农民占全美总劳动力的38%，由于农业机械的创新，到21世纪初，农民在美劳动力总数中只占不到3%。农民和农业劳动力要到别的行业找工作，从而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蓬勃的发展。
例如，19世纪末，要生产3500升玉米需要花费35至40小时的播种和收获劳动。而100年以后，生产同样数量玉米仅需2.7小时。“现在，美国农民是坐在带有空调的舒适的驾驶舱中，听着音乐干农活。”⑸一个美国的农民可以养活130人。如此巨大的生产率会使多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从中游离出来?单单的以城市化的第一个条件来看，农转非是很容易的，似乎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人从农业劳动中游离的一个方面，我们还需要看到这些游离出来的劳动能否被其他的劳动形式吸收的问题。并且在现代的社会中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方面。
美国的高城市化率是与它的优势的生产技术分不开的，他有自己的主导的产业，这些主导的产业在外向型的经济下，其产品不愁卖不出去，因此劳动都不是无效的劳动，并且是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城市化的经济表现得很活跃，运行良好。
美国的城镇化率1996年为76.3%，现在在80%左右。如果拿数据做简单的对比，视乎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于是一些乐观的领导者，开始大唱“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战歌了。
且慢，这不应该是城市化进程的“大跃进”，绝不应该以“运动”的形式去单独为了达到冒个指标而进行，城镇化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是经济就应该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让其符合经济的发展规律。
没有经济支撑的城镇化，是虚假的城镇化，这样的城镇只能靠输血来维持其生命。从农业劳动中游离出来的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其他的劳动形式，他们靠什么生活?这样的城不过是钢筋水泥构建的废墟。“人们这样形容如今的底特律。
瑟缩在底特律街头走了10分钟，我连一个行人都没撞见。想找个人问路，却发现周围连一家在营业的商店都难找。街两边只有几幢高耸入云的大楼孤零零地站立着，大门紧闭。我怀疑是否走进了电影《我是传奇》中的末日城市。
走在越下越狂的大雪中，我不禁一阵心悸。如果不是远处传来的汽车引擎轰鸣声，我几乎捕捉不到人气。
这可是底特律市中心的街道啊!
当然，这般萧瑟景象并不仅是因为糟糕的天气。笼罩在经济黯淡、支柱产业滑坡的阴影中，曾经繁荣光辉的汽车城如今正变作一座被遗弃的荒城。”⑹
所以城市化有赖于经济发展的支撑。
受到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鼓舞，很多人持乐观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对于城市是否还能继续发展下去也是盲目乐观的。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搭上了开放的顺风车，曾一度高速的发展。这是什么样的发展呢?不过是捡别人不愿意做的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去做，使得中国有了可做的非农业行业，中国于是成了国际的制造业中心。但这样的发展不是毫无阻力的，为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人看不上眼的产业本就不多，市场的潜力就那么多，终究有饱和的时候，加之中国的劳动力的成本的提高，中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于是发展到后来必然要有其极限的，经济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一定会出现拐点，这个拐点的出现不适今天，也不是明天，但很快的是会出现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主义。
中国作为制造也中心对于国外品牌的依赖是很大的，因为自己没有创新能力或创新能力不足，势必造成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足，解决的办法就是依赖国外的品牌和研发团队，来使自己的生产和劳动有了可落脚的方向。
改开三十年来，我们的欠账太多，尤其在创新的方面。没有自主的创新，形成有力的支柱产业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是很难的，没有强劲的经济，城镇化只能空中楼阁。
按现有的经济结构，我们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但要达到美国那样的80%以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中国的创新力和美国的一样高。
创新力不是说说就能提高的，它是经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的说就是要让在此方面投入精力，并且有成就的人真正的偶得到好处。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受利益的驱使，会有更多的人在此投入精力，并且有所成就的，他们的成就是支撑经济的基石，没有这样基石的经济是经受不起任何的风险的动摇的。
要想使城镇化能进一步的有所发展，经济的活力必须保证，而要保证经济的活力，保持应有的创新能力是必要的。这是我们所欠缺的内功，是需要及时的补充上去了。
有限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式，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能说是有乐观前景的，此时我们更需要冷静的根据经济规律采取措施，尽量的不免头脑过热。
对于城镇化的话题，我们只能说该降降温了，在现在社会，城镇化是主要靠城市对剩余劳动的吸收决定的，而这个吸收是通过就业实现的，就业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创新能力则要求在此方面投入的人有所回报。这是现代社会的内功，正是我们需要修炼的时候了。城镇化的步伐可以放缓，用更大的精力把内功练好。一旦内功成了，城市化的发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那时是中国就上了一个台阶，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的城市化。
城镇化该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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